“何為文藝復興建築？”這個問題對於所有的歷史學家來說是個最簡單不過的問題，但它同時也是最深奧的。老一輩的學者們會說文藝復興基本上指的就是十四至十六世紀，自黑死病襲捲歐洲之後所得到的人文復興，主要的地點發生在義大利佛羅倫斯周圍地區。自黑死病之後，當代的歐洲人意識到的天主教所引起的墮落與不及。人們開始拋棄宗教，向古典學看齊。這就意味著對古典哲學、文學、理論、科學的知識全都包羅在文藝復興的範圍之中，而文藝復興建築就是來自于對這些古典知識的從新探討。換句話說，文藝復興建築是富有體系的建築，如果要了解它，就必須了解這個體系，學習體系中的語言，解讀體系中所藏的驚豔。
然而，這個看似最簡單的答案卻帶來了一個極大的燙手的問題。如果文藝復興指的是十四至十六世紀的人文改革，那發生在同樣時空背景下的其他改革應該被稱為什麼？是不是只有占歐洲甚至全球百分比微不足道的佛羅倫斯才是文藝復興發生的地點，其他地區所發生的改革跟文藝復興毫無關係？這個燙手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是史學家們熱烈爭論的議題。因為老一輩的話語創造出了一個非常俱有歧視性與排外性的定義。老一輩的話語把文藝復興歸類成一個只發生在特別時間、地點中的高尚改革，它話語上否定了除了佛羅倫斯之外，所有地方所發起的改革運動。就拿北歐的歌德風格來說，傳統上，史學家們一向將歌德風格看似野蠻、不守秩序、瘋狂不合理的一種風格。第一位開啟藝術史這們科類的思想家兼藝術家Giorgio Vasari (1511-1574)更誇張的形容歌德是一種不文明的風格，因為它沒有美，缺乏高尚的秩序。
比較新派的學者們認為Vasari和他追隨者對歌德的唾棄基本上是來自于對體系外之人事物的唾棄，文藝復興不應該只是狹義的定義在佛羅倫斯周著地區，對於一個這麼雄偉的名詞，它的定義應該是要廣義的。如果只把它狹義的界定于單一體系之中，客觀主義就無法產生，如果客觀主義無法產生，所創造出來的藝術就只會不斷地在狹窄的體系下重複，一旦重複的時間過於籠長，人文就會變得沒有意義，這個體系下所有的人只會機械化的活著。
“人類被教育同意他人的美德，但是創作者是個不同意的人。人類被教育順流而行的美德，但創作者是逆流而上的人。人類被教育凝聚團結的美德，但創作者是孤單寡人。“－
艾茵・蘭德 , 源泉 （Ayn Rand, The
Fountainhead）
蘭德女士的長篇哲學小說源泉敘述的是一個客觀主義對抗體系的故事，小說圍繞著五個主要人物的相抗發展，借著彼此的衝突間提顯了創作及世俗的對比，與自私的美好。書中的主角建築師Howard Roark是客觀主義的極度代表。它的主要對手Peter
Keating代表的是Roark的反面，也就是沒有客觀意識的靈魂，凡事必須依靠體系賦予定義的元素。Dominique
Francon代表著Roark的知己，一個完全了解Roark的女子，但卻沒有像Roark一般的勇氣，在體系的壓迫下，只能終其一身做個逃亡真理的行屍走肉。Gail
Wynand代表的是出賣自我來換取力量的個體，他把體系掌控在手心中，但卻為了這個巨大的力量，他把自我客觀意識隱藏化，諷刺的成為了一個迎合體系的奴隸。最後Ellsworth
Toohey代表體系，他是客觀主義的摧殘者，所謂“高尚“的真正掌門人，他從不考慮單一個體，就算是有利體系的單一個體，因為特有性在體系中是不被允許的，對他來說，所有的個體都應是可被取代的。
就在這世俗的體系下，Roark選擇了為自己而活，當所有人的因為體系中的審美觀而唾棄他時，Roark並不感到痛苦，他不相信痛苦，他始終忠於自我，他並不需要透過他人的讚賞或是唾棄來鑑定自我的意義， 他也沒有宗教信仰，但這並不代表他沒有信念，他的信念來自對自我的認知與責任，並不是不合理的迷信與對單體系的臣服。源泉的故事就是Roark成功的故事，透過Roark的經遇，蘭德細膩地描寫出人類理想的模型，成功並不是在物質成面上的成功，而是自我成面上的成功。換句話說，只要忠於自我，人類在每分每秒內都是成功的，因為人的靈魂是不能被分割的，沒有人能為他人而活。靈魂並不像物質品，好比說一塊大餅或是一碗湯，能被分成等份發給他人，每個人只有一個靈魂，而且每個靈魂都是獨立的，所以人應該為自己而活，人必須為自己而活。既便如此，話語就會失去它籠統又狹義的力量，因為如果客觀主義被採用，話語對個體的影響力就會灰飛煙滅，一旦話語失去作用，體系就會瓦解，而對蘭德女士來說，體系的瓦解正是創作的輝煌時期，也是她終其一身的理想。
